一、放生放在河里好还是鱼塘好呢

1、2014年1月1日，元旦，农历腊月初江南杭城风和日丽，充满新年祥和、喜悦的气氛。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放生，践行科学放生，当天上午，浙江省佛教协会、浙江省小动物保护协会、杭州市渔政渔港渔船监督管理总站主办的＂浙江省举行首届钱塘江大型科学放生公益活动＂，在钱塘江畔的吴家渡码头隆重开幕，浙江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我寺方丈光泉大和尚主持放生法会，千余信众和市民随喜参与，共沾法雨。

2、＂弘法利生，珍惜物命，戒杀护生，万众祈愿世界和平＂＂珍爱生命，保护环境，科学放生，神州期盼和平家园＂……，这些标语横幅，在放生所在地——钱塘江畔的吴家渡码头的蓝天下，显得很红，很醒目。

3、＂杨枝净水，遍洒三千，性空八德利人天，福寿广增延，灭罪消愆，火焰化红莲……＂浙江省佛协副会长、杭州市佛协会长、我寺方丈光泉大和尚在放生法会上主法梵唱。

4、光泉大和尚说：放生就是大慈悲心的体现，也是救济众生的实践，放生可以长养我们的慈悲心，真正去体会众生平等一如、皆具佛性、皆能成佛的道理。放生前一定要了解适合动物生存的环境，否则虽然想要放生，却造成了伤生的事实。

5、参加此次活动的领导和嘉宾有浙江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杭州灵隐寺方丈光泉大和尚，浙江省佛教协会秘书长郑国元先生，浙江省小动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朱水林先生，杭州市渔政渔船渔港监督管理总站副站长张婉平女士，浙江护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宝积寺住持心定法师。此外，还有杭州放生增慧群、阿依斯德之光放生群、杭州智慧护生群、地藏七杭州道场、杭州素食业联盟的义工们、居士们参加。此活动旨在通过科学放生这一形式影响和引导大家保护周围环境，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认识放生的意义，倡导市民珍惜生命，科学放生，并积极推进市民的环保意识。

6、＂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希望你们，被放以后，获尽天年。临命终时，乘佛本愿，往生极乐＂在一片虔诚诵经祝愿声中，鱼儿们谛听法音，摆尾游动，在法师们和义工们的帮助下，鱼儿（白鲢、花鲢）们放归钱塘江吴家渡流域……

7、文章转自浙江学刊(杭州)1988年第3期

8、作者：华方田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9、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后，一直存在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击撞、冲突与调和、融合的错综关系，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本文试图以四朝《高僧传》为主要依据，通过对浙江古代佛教学者的活动之分析研究，探讨它和古代浙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内在关系。

10、古代浙江籍佛教学者的概况随着佛教在全国范围的兴衰消长，浙江佛教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同时，由于浙江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特点，浙江籍佛教学者也呈现出其令人注目的特殊风采。

二、重庆哪里能放生田螺

1、首先，从静态上审视，有以下一些基本情况:

2、在数量方面，四朝《高僧传》总共记载了145位浙江籍佛教学者。其中《高僧传》15人，《续高僧传》22人，《宋高僧传》80人，《大明高僧传》28人。

3、从时间跨度来说，上述145位佛教学者的生活年代，分别早自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晚至明成祖永乐六年，前后共1027年，其中除了有15人年代不详外，两晋南北朝有25人，隋唐有68人，五代有14人，宋元明有23人。此外，查《御制神僧传》和《佛祖统纪》，前者所载浙江“神僧”16人，基本上是与四朝《高僧传》重复的。《佛祖统纪》中记载了205名浙江僧尼，主要是天台宗僧人，反映了浙江佛教学者在天台宗发展史中的突出地位。

4、在地理分布方面，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主要活动在浙江西北部富饶的平原地带、东部沿海及一些风景秀丽的地方，即现在的杭州、绍兴、宁波和温州等地。这些地区都是浙江省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或山清水秀的风景胜地。

5、在派别类型方面，浙江古代佛教学者几乎遍及中国所有的佛教学派、宗派。从南北朝的成实、涅槃、毗昙等学派，到隋唐时期的天台、华严、律、净土、禅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各派各宗都有浙江佛教学者活动的踪迹，而其中尤以天台宗人为最多。

6、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中又有层次高低之别，其中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上贡献较大、知名度颇高的有:慧皎、灌顶、道宣、文纲、少康、澄观、良价、文偃、文益、贯休、延寿、宁、知礼、皎然、元照、智圆等。他们分别在创宗立派、着书立说方面各有突出的贡献，而且有的在诗歌、绘画、书法、雕塑等方面也颇为擅长。他们大大丰富了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宝库。

7、其次，从动态上审视，浙江佛教经历了显着的演变过程。

8、就僧人的数量变化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从逐步发展进到繁荣兴盛。在此期间，浙江佛教活动起步虽较中原地区为迟，但佛教人才迅速成长，名僧辈出。四朝《高僧传》所载，南北朝时代浙江佛教学者有25人，约占总数的20%。隋唐佛教宗派的纷纷创立，标志着中国佛教达到鼎盛时期，浙江佛教也达到了高潮，涌现出一代佛学宗师。四朝《高僧传》中记载的此时期的浙江僧人有82名，竞占总数量的63%。唐代“会昌法难”及“安史之乱”后，佛教已度过其黄金时代而开始走下坡路了，虽然浙江佛教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仍然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和一定的盛况，但毕竟也是强弩之末了。四朝《高僧传》中记载的宋元明三代的浙江僧人共有23位，约占总数量的18%。由此我们也大体上可以从中透视出浙江以至全国佛教发展的兴衰过程。

9、就派别类型的变化而言，迄至南北朝时代，浙江僧人主要隶属于成实、毗昙、涅槃等佛教学派。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形成了天台、唯识、华严、禅、净土等八大宗派。浙江是天台宗的根据地，而天台宗又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起着开风气之先的重大作用，对以后其他一些宗派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此时浙江僧侣以天台宗人居多，几乎每个浙江佛教学者都是以学习《法华经》开始其佛教生涯的。宋代以来，其他宗派都日趋衰微，唯有典型中国化的禅宗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宗，分别或以其简易直接、明心见性的法门或以廉价出售天国门票，赢得了广大士大夫和下层人民群众的响应与支持。此后还由于儒释道的合流，佛教日益与儒、道融为一体；同时，佛教内部各宗派也呈现出相互交融的趋势，如禅宗与华严、天台两宗的融合及禅与净土的合流，支配了此后浙江佛教学者宗教活动的轨迹。

10、再就地理文化的角度而言，伴随着汉文化中心的变迁，浙江佛教的地位和形势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在地理空间位置上，汉文化中心经历了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迁移，这就导致了江南文化特别是江浙文化的日益繁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安史之乱”及北宋政权的建立，实现了汉文化中心由西向东的转徙，而“靖康之难”则造成了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契机，实现了汉文化中心由开封——洛阳的东西向轴心，向杭州——苏州的南北向轴心的转变。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活动中心也随之移到了江南。所以，宋元时期佛教各宗派的代表人物大部分为江南人士，其中又以浙江为最多，如禅家五宗之曹洞、云门、法眼三宗鼻祖良价、文偃、文益，宋代天台宗之主要代表人物义寂、知礼、遵式，宋代净土之省常，宋代华严之子璿等皆是浙江人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宋代以来浙江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传统文化发展的重大影响。